（文汇读书周报）《红与黑》汉译事件引发的思考

1995年，《文汇报》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翻译研究中心对《红与黑》的几部译本开展了读者调查。 《文汇读书周刊》从《红与黑》的几个译本中选取了一些片段，并列比较发表。 还附上读者调查问卷，请读者重点关注“对等”和“重评价”。 从两个方面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创造”。 最终的调查结果是：“直译派”大获全胜，“意译派”败北。 赵熙芳在《评论》中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同等价值派”的胜利是必然的。 事实上，两派在价值上已经分出了胜负。 事实上，《文汇报》甚至在问卷调查之前，就发表了多篇批评“再创造”的文章，这已经让“平等派”深入人心。 读者只是被引导进入这样一个预定的问题和规定的答案； 另一些没有读过外国文学原著的读者受到影响，想当然地认为“对等”就是接近原文的结构，“再创作”就是脱离原文发展自己。 这也是导致“同等学派”在大论战中获胜的原因之一。

2.事件引发的想法

“红与黑”中文翻译讨论活动引发了中文翻译界的热潮。 以前对翻译的批评和评论并不是没有，但都是零星的、琐碎的。 对于大多数人（包括译者）来说，只要翻译中的错误或“问题”不是自己的行为造成的，那么就与自己无关。 “红”的中文译名“黑”只是提供了一个讨论事件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掀起了新的翻译热潮； 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名著重译； 法文著名作家纷纷加入重译《红与黑》的行列，如郝云、许渊冲、罗新章等。

从翻译生产过程的本质来看，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个人作品，公众是否接受并不是由译者决定的。 在翻译领域，理论与实践一直存在差距。 安托万·贝尔曼指出，用思维代替理论、用经验代替实践更为恰当。 《红与黑》的汉译之所以受到翻译界、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关注，决定性因素是翻译中“思维”与“体验”的互动。 翻译虽然是一种具体的文本实践，但它也包含着相关的文化甚至哲学问题。

我们从中了解到，比较翻译版本是一项有趣但困难的任务。 因此，大多数翻译评论仍然遵循这个模板：比较原文和译文，整理错误的理解。 傅雷就是这种翻译批评的受害者。 只有上升到译文比较的层面，译者之间的争议才会时有发生。 但事实上，无论翻译批评的动机如何，范围如何不同，最终都必须回归到文字和文本。

赵西芳教授从这个评论中得出结论，整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 仔细想想，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讨论和争论的意义。 从佛经汉译开始到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但至今还没有结果。 这场大规模争议反映出的根本问题是中文翻译研究相对落后。 这次争议提醒我们，我们要参与的争论的内容不应该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带来的启示。 回顾和深入思考这场伟大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有益于中国翻译研究的教训。

首先，大讨论的组织者及时、敏感地发起了一个可以动员各界读者参与讨论的话题，使翻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遗憾的是，外国文学翻译行业常常出现选题“撞车”的情况。 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会有不同的译本。 还出现了“抄袭”现象。 那一时期，不仅是《红与黑》有很多名著的翻版，而且因为大讨论的组织者徐峻教授本身就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翻译家。 此外，《红与黑》的重新翻译还聚集了更多著名译者。 他们有着不同的翻译风格，认真严谨的翻译态度，同时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因此提供了相对坚实的基础。 讨论平台。

这次大讨论从对象选择、问题设计、各级组织动员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它将原本仅限于翻译界的关于外国经典重译的讨论扩大到了各界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层面，大大提高了文学翻译行业的关注度。

其次，围绕这次大讨论的读者意见调查和收到的反馈数量也比较成功。 截稿后三周内，我们收到了各省、市、自治区读者的来信，长长的来信和意见堆积如山。 如此大规模的互动，在中国翻译史上是罕见的奇观。 从读者的反馈来看，最终的结果是“直译派”获胜。 赵西芳教授表示，此前，《文汇报》发表多篇批评“再创造”的文章，引导读者进入预定问题、规定答案，导致人们对调查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对性的质疑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鉴于上个世纪国内翻译界的混乱现象，从徐俊教授的翻译哲学和翻译实践追求来看，可以理解徐俊教授有意用这样的行为来改造自己的翻译。理念 进行提升和拓展，使译文尽可能接近“原文”。

第三，关于“红与黑”的讨论应该引起我们深刻反思我国翻译理念相对滞后的深层原因。 对比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发现，直到上个世纪，中西翻译理念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 从古罗马时期到本世纪末，他们对翻译的思考仅限于实践层面。 讨论的核心也是“如何翻译”的问题，提倡的思想是意译。 19世纪法国著名翻译家于埃提出，翻译不应违背原作的思想，而应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地展现作者的个性和风格。 更喜欢“直译”。 世纪末，英国人泰特勒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译文必须完美地表达原作的思想； 译文应具有与原文相同的写作风格和方法； 译文应体现原文的一切流畅、自然的特征。 它的“三原则”实际上结束了西方翻译界长达千年的“直译”与“翻译”之争。 在他之后虽有美学家、诗人阐述翻译思想，但基本理论范式并未取得重大突破。 翻译方法、要求、风格和功能仍然是翻译界最关心的问题。 讨论问题的方式仍然沿袭总结经验的老套路。

中国有1700多年的翻译讨论历史，比西方国家略短。 支迁三国时期所著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翻译讨论文本。 在序言中，支谦用“遵循本意，不加任何修饰”八个字，简洁而全面地描述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所遵循的“直译”规则。 东晋后秦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用一个比喻来表达他对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意译”和“直译”的不屑。 中国两派之争也持续了数千年。 长期以来，直到清末严复提出“新大雅”，才基本告一段落。

综上所述，中西翻译界的翻译概念此前一直停留在传统翻译研究的范围内，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渐出现差异。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1）中西翻译传统的差异。 尽管上述情况表明中西方翻译研究的理念是相似的，但19世纪以后的一些宗教解释学和一些带有浓厚语言哲学的元素为西方翻译提供了“文化语言转向”的思想理论基础。社区。 中文翻译 长期以来，业界非常重视翻译的“技术”，而忽视甚至排斥“学”方面。 因此，中国翻译行业的理论建设极其薄弱。 (2)国家权力斗争变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与黑的作者，中国对西方世界关闭了大门，坚决拒绝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成果。 结果，中国根本不了解西方翻译界最新的翻译理念和进展。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对等论”在中国翻译界大行其道，但并没有动摇中国传统的“技术”观念。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发生了关于《红与黑》中文译名的大讨论。 虽然影响范围特别广泛，在中国翻译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但仍然未能突破中国翻译界的传统框架。 中国翻译界目前还处于“质量上，首先要有效地缩短中西翻译研究的差距，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树立中国翻译界的理论意识，建立一支严谨的翻译理论队伍，有效地完成学科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创新中国翻译学的理念，推动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否则就会继续落后于现状。

三、总结

十多年前关于《红与黑》汉译的大讨论已经过去了。 旧话又被提起。 分析表明，“直译”和“意译”是互补的翻译方法。 双方并不排除存在，但立场上存在二元性。 反对。 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翻译翻译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从理念上来说，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国际化。 这些成就与学术开放和中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密切相关。 我不会在国际翻译研究论坛上哑口无言。 百年来的评价，特别是翻译学科地位的回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个时代。 虽然客观的看法和意见会有个人主观想法，但大家都参与了讨论，是客观的。 程度自然会逐渐加深，变得更加清晰。 目前中国的翻译界非常先进，甚至可以代表一个比较前沿的研究趋势。 其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在国际翻译界也属于比较先进的。

参考：

[1]王东风，《“红黑”事件的历史定位》：读​​赵熙芳《“红黑”事件述评——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第二部分》的思考[J] 。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2):16-23

[2] 邹东来，朱春雨，. 从《红与黑》的汉译讨论到村上春树的林译之争——两起翻译审查事件的本质[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2)):24-28

[3]谢天真，《红与黑》汉译讨论的思考[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2):12-16

[4]徐军，